1997年9月12日朱女士与这家研究所的一位代办人签字，并交付了16800元预定金，但对方未给发票和合同，说这是公司规定，而且以后不想再办签证了，预定金是不退的。10月下旬，吴通知她签证下来了，并向她出示了护照和签证章的传真件，上面均为工作许可章。朱女士于是交付了3200美元余款，但又被告知隔日才能拿到护照。朱女士拿到护照后，发现与传真件上的章不一样，并非工作许可签证，向对方追问，对方则一口咬定，这绝对是工作签证。朱女士于是又交纳了13430元机票款、200美元接机费及安排住宿费。对方告诉她给汤加发了传真，安排一个北京女人去机场接人。
1997年11月10日，朱女士乘坐大韩航空公司的班机启程飞往汤加。但刚一抵达当地机场，她便陷入了困境，那里根本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先进发达。在滞留汤加的短短一周里，朱女士认识了许多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不同渠道过去的中国人，其中不少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没有工作，生活艰辛而惨痛，无法回国。值得庆幸的是，一周后朱女士终于设法脱身回到北京。说起那不堪回首的一周遭遇，朱女士至今仍心有余悸：
“我们于汤加时间凌晨两点抵达当地机场，风很大，四周漆黑一片。等到人都快走光了，那个约定来接我们的北京女人仍未出现。这时过来两辆汤加华人车，车主在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很遗憾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受骗了。他们又告诉我们他们是专门来接从斐济过来谈装修项目的人的，不如先搭他们的车走，留在机场上只有被收审遣返。
半个小时的车程，途中很少有路灯，周围多是旷野，车子最后在一条简陋的街道上停下来，一个带有上海口音的人说，这是汤加唯一的、也是最繁华的街。车主领我们来到他经营的安家旅馆门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儿，等天亮你们一切都会明白的。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慢慢再和你们讲。”这时天已渐白，四周一片鸡鸣声。由于饥饿，我敲开一家餐馆的门，但只有米饭可卖，我花3美元买了一碗。
“早8点多，一个45岁左右的台湾人到汤加旅馆来找我们，自称蔡明生。我们问为什么交了钱没人来机场接人，他反而责备我们没打电话给他，语气十分凶狠。他还告诉说，我要见的北京来的老王就住在他的房子里，我们也可以租他的房子，每月200美元，否则只能住旅馆，每天几十美元！此外，他提出每人给他三万美元以办理汤加护照。
“老王从蔡明生的那所房子里走出来开门，看到是我大吃一惊，说咱们都被骗了。当时蔡已开车离去，在我的追问下，老王说，北京那家办移民的研究所的吴女士所说的只要到汤加工作几个月就能把花费的全部费用挣回来，还能享受免费医疗的神话根本就不存在。至于蔡，他是当地蛇头之一，他年轻时曾当过水陆两栖人。他以每本护照几百美元的价格买下签证章，再卖出去，每本赚400美元，岛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价，清楚是谁在做这个生意。这所房子是蔡用来租给来自中国的人住的，老王刚到时，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只能睡在地上，方便面愣是吃了一个多月，蔡最近才找人给做了床，添置了些灶具。由于当地的物价很贵，有时1美元只能买到3个鸡蛋或两只梨，西瓜4至10美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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